八大军区总司令是什么级别(八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)

太原解放后,十八兵团要向西北进军,病中的徐向前,提笔写下几句话。

笔比枪都沉重,他费尽心力,花了近一个小时,分两次才写出220个字:“……敌人敢于在哪里抵抗,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在哪里!把人民胜利的旗帜插到全中国的领土上去!”

错过开国大典

他告辞了战友,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,前往青岛海滨疗养。

到了石家庄,得知国民党军撤退时炸断了潍河大桥,去青岛的路线不通了,又只好在石家庄停下来。

一住就是一个多月。到了济南,正逢许世友在那里任山东省军区司令员,这位战将,一见老首长,热情万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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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,徐向前既不能吃东西,也不想多说话,更不能喝酒,烟也不吸了。这使性情爽直、爱喝几杯又爱高谈阔论的许世友深为不安和扫兴。

他遗憾地说:“没有想到,徐总身体成了这样!”

外号“和尚”的许世友,是红四方面军的名将。他从小因为家境贫寒,在河南登封县少林寺长大。为此大别山红军中有人叫他“和尚”。

徐向前和他自从大别山相识,在战斗中结下了深情。还是西路军失败回来那年,徐向前在延安见过许世友,一晃又是七八年没有见面了。

许世友听说老首长在山西指挥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,打得挺漂亮,却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到了这个地步!

他安慰徐向前:“徐总,到青岛好好养几天,会好的。”

徐向前淡淡一笑。他知道自己的病情,不是几天就可以养好的。他向许世友说:“打了半辈子仗,还是想打最后一仗,没想到最后解放全中国的时候,自己歇下了……”

济南是名城,千佛山、趵突泉、大明湖都不能使徐向前多留步。他只住了三天,6月底到了青岛,住进山海关路17号一幢依山傍海的小院。

它位于八大关著名的风景区,气候宜人,倒是一个养病的好地方。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军,离开了战场,离别了战士,再好的饮食都淡而无味,再优美的环境,都难以解脱心中的苦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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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巧海上卷来十二级台风,美丽的青岛是一派树倒屋塌的景象。再加上青岛刚解放二十几天,特务、土匪夜晚扰乱,海滨美景成了令人生畏的地方。

战争胜利了,无数人倒了下去。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中,将士血染疆场,白骨堆山。活到新中国诞生的幸存者,又有多少人不是遍体伤痕,就是病魔缠身。

从解放太原之前,徐向前的肋膜炎一天天恶化,偏头疼反复发作。不能吃,不能入睡,消化功能和吸收能力极差。

疾病的折磨,未能战斗到最后一刻,使他终身都感到遗憾。

三个月过去,他的病并没有起色。1949年10月1日,毛泽东和开国的将帅们,登上了北京天安门。

礼炮轰鸣,检阅三军,举国欢呼。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!”

这一天,徐向前没能出席北京的开国大典,礼炮声和毛泽东向全世界的宣告,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只能从收音机里听到。

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政府官员中,徐向前被委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、解放军总参谋长

国庆日使病中的徐向前高兴了几天,但很快他又陷入了痛苦之中。

他在《历史的回顾》中写着:“建国初期,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。但因我的身体未康复,不得不耐着性子,继续住青岛海滨休养。总参谋部的工作,实际上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主持。”

“那时百废待兴,军队的任务异常繁重。又要作战,又要建军,又要军管,又要剿匪,又要精简整编,又要参加生产劳动,又要支援新区土改和各项地方工作,事情千头万绪,担子千钧重。聂荣臻同志说,那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……”

徐向前不能走上总参谋长的岗位,在青岛每天与病魔抗争,总是有一种内疚和不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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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折磨和精神上的苦闷,他有时向黄杰说一句:“不能为党工作,不如死了好!”

黄杰1926年参加革命,进过武汉军校,领导过农民起义,做过党的地下工作,在延安的保育院还当过院长。

她敏捷又温文尔雅,1946年在延安与徐向前结婚。她深深了解这位一生都在征战、平时话语很少的丈夫。夫妻间很少说闲话,闲聊也离不开打仗和军队建设的事。

黄杰安慰他一两句: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嘛!”

徐向前苦苦一笑:“那是庸人自安!我看你也想工作哟。”

他看得出黄杰不工作难受,劝她去上班,不要总陪在家里。于是不久,黄杰到青岛市一个工厂上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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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访苏联的喜和忧

1950年5月,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。徐向前奉命进京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来到北京。

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,是讨论财政经济问题。毛泽东作了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》书面报告,和《不要四面出击》的讲话。

会议开了四天。期间毛泽东见到徐向前身体好转,甚是高兴。一再劝慰:“静养,安心静养!”

徐向前和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会晤时,抱歉地说:“聂总,你多辛苦了。”

聂总说:“大事共同研究,请示中央。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。”

回到青岛后,徐向前好多天心情难以平静。他关心各路大军的进展,更关怀着国民经济的恢复,关心着军队的精简整编。

三中全会上,聂荣臻曾就军队的精简整编作了报告,这项任务繁重,徐向前身为总参谋长,理所当然要多分心。

可是头疼症折磨着他,发作时疼得他在床上打滚,消化系统的毛病虽然有好转,但因头疼又并发了呕吐。

为了响应部队精简整编的号召,他主动精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,并一一和离去的同志谈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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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没有多少爱好,在延安养病时学着拉胡琴,琴技太差,连小女儿都说像是“杀鸡”。

来到青岛,为了减轻病痛,有时也只好“杀鸡”解闷。读书、散步、写写毛笔字,时而也吟几句诗。

海滨的八大关有座“观海楼”,是当年德国的一位总督为女儿修建的,据说蒋介石宋美龄多次住过,如今人去楼空,在海风中凄立。

徐向前一天散步走到楼下,看着那楼随口吟诗两句:“群魔已为浪淘尽,此地空余观海楼”。

也许是战争催人奋进,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,徐向前的病情好转多了。他移住到北京,暂时在颐和园内一幢房子栖身。

他作为军委的总参谋长,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尽心。战争胜利的喜悦,对久病的人是良药;报效祖国的心愿,更会使人精神抖擞。

又经过一冬一春的治疗和静养,徐向前的身体基本康复了。1951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,一个电话把他约进毛泽东的办公室。

深夜了,毛泽东房里如同白昼。长期的战争生活,他养成了彻夜不眠的习惯。

这时候统战部长李维汉正汇报工作。徐向前的出现,使毛泽东离开坐椅,疾步迎到门前,握住徐向前的手,久久不放,亲切地问着:“听说你身体好一些喽,我看气色比上回见面好一些。”

徐向前答:“天气一暖和,就好多了。”他预感到约见他定有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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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微笑着说:“那就作一次长途旅行吧,跑得远一点,坐火车去一趟莫斯科。好像你还没有出过国吧。以前我也没出过国,前年底去莫斯科住了两个月,那是头一回哩。那是冬天,很冷,现在已经立夏,你去那里身体不要紧吧?”

徐向前对派他出访苏联,没有思想准备。只是说自己的身体没问题。

毛泽东接下去讲:国内战争结束后,人民解放军海、陆、空军开始现代化建设,需要新的武器装备;抗美援朝战争,更需要武器装备。

怎么办呢,一是要向苏联买武器,二是要多搞点技术项目,发展我们自己的兵工厂。要派一个政府兵工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谈判。

代表团的任务是:商请苏联政府卖给我们一部分步兵常规武器装备,同时给予某些技术转让,以及帮助中国建设新的兵工厂。

像战争年代统帅部下达任务一样,大的方针一明确,具体细节毛泽东没多说。徐向前告别了主席,第二天和彭德怀交谈,具体商量了出访苏联的事宜,决定组成一个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”,徐向前为团长。

5月25日,代表团乘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。尽管徐向前的身体并没彻底好转,但重要使命在身,又是第一次出国远行,他心情兴奋,病痛减轻了许多。

列车开出山海关,越过松花江兴安岭,继之过满洲里,进入苏联境内。

他头一次乘这么多天的火车,这才体会到了毛泽东所说“长途旅行”的滋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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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团到苏联后,下榻莫斯科大旅社。斯大林没有接见,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出面接待。看样采取的是“不冷不热”的规格。

徐向前和代表团从一开始就碰上了种种难题。总长对总长三次会谈,都不能令人满意。此后,在军队的编制、军事订货、转让兵器技术资料、援建军工工厂等问题上,来回交涉。

徐向前虽有临阵不乱的大将风度,对“老大哥”这种态度,却难以置信。他通过驻苏大使馆电台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,按照毛泽东“耐心等待,要把技术学到手”的指示,在苏联进行了“持久战”。

在此期间,代表团到过列宁格勒、斯大林格勒等地参观访问,参观了军事院校、工厂、博物馆。

在谈判过程中,苏联有的人摆出很傲慢的大国主义态度,甚至对我工作人员出言不逊。

徐向前本着“讲团结、讲友谊但不屈辱”的原则,把苏方的人找来,严厉地指出其无礼,并让其向上转达。苏联人只得道歉,从此再不敢无礼。

谈判桌上不能令人满意,饭桌上的俄国大菜,也令徐向前吃不惯,天天不见蔬菜。

一天,他向使馆提出想吃点大葱,谁知俄国厨师把大葱白统统丢掉,上来的是盘葱叶,这算是“改善生活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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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访问、谈判近5个月,最后才算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。10月24日,结束苏联之行,代表团乘上列车返回祖国。

一路上,徐向前没有白天黑夜,在风驰电掣的车厢里,准备着向毛主席汇报的提纲,设想着军队建设的各项措施。

他认定,苏军的建设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,但是,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。

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对中国代表团真诚友好,为答谢他们,并庆祝十月革命,代表团在列车上举行了一个酒会。

爱好喝中国酒的苏联列车人员,频繁向徐向前敬酒。徐向前本来酒量不大,生病多年几乎与酒绝交,受苏联列车人员的热情感动,多饮了几杯。加上旅途的劳累,气候寒冷,列车刚进入国境,徐向前就发烧,接着肋膜炎复发。

列车至长春,他只好下车住进了空军医院。……

回到北京后,病情时好时坏。他又像战争年代那样,抱病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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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还没倒下,他就力所能及地工作,不倦地读些想要读的书,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,研究苏联的历史——特别是苏德战争历史,他还自己学习外语。

在苏联访问,他有一个感受,和外国人打交道,最好能会一门外语。可是,这次发病后,偏头疼也加重起来,三天两头发病一次。

他住在史家胡同一所很不起眼的小院里,平时外出很少。有时也混在平民百姓中,到附近的大华电影院去看场电影。

从1955年春天开始,他分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。在此期间,他不但为空军防空军的建设操劳,还参加全军各项事业建设的制订和决策。

1955年9月27日,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大典,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向一代开国元勋授衔、授勋。徐向前荣获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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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一次“临危受命”

黄埔军校开始,徐向前征战了25年,战争夺去了他的健康。

在十大元帅中,徐向前和陈毅同龄,比罗荣桓大一岁,建国时,他刚54岁,却“未老先衰”。

他以顽强的毅力,和疾病作斗争。60年代初期,终于能坚持正常工作了。他常常带病外出,视察部队、深入基层,参加接见来北京出席各种会议的代表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“小米加步枪”的时代,开始了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的建设。

徐向前虽然身体还不争气,偏头疼时常发作,但他仍尽职尽责,在军队“三化”建设的道路上,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。

1971年,毛泽东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,见到徐向前时,紧紧握住他的手说:“好人,好人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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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普普通通的话,饱含着深厚的情意。

此时,中国的十大元帅,已经有五位去世。71岁的徐向前,1972年5月又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——陪同流亡在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。

这位贵宾国内发生了政变不能回国,在中国四处游山玩水散心。对徐向前来说虽不算美差,倒也可以借机走动走动。

5月,徐向前又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,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的身份,出访斯里兰卡;7月又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

年老多病的徐向前,对出国访问并无多少兴趣,他这位“好人”,只是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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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余热

伟人在逆境中,关心的往往不仅是个人的安危,而是事业的成败、国家的命运和世界风云的变幻。

徐向前在养病的日子里,每天都把战争与和平问题装在心里。他时时关注革命的前程和命运,最关心的是国际形势,是军队的稳定,是战备问题。

他把中苏关系、中美关系看成战争与和平的焦点。在北京每天起来吃饭前第一件事:看《参考消息》,像从前打仗一样,对敌军阵营指挥部的一星一点的新动向,都放在心上。

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日子里,《参考消息》、国际内参之类的文件看不到了,每天醒来头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,听国际新闻。

在这段时间里,他还有幸和陈毅、叶剑英、聂荣臻三位老帅多次聚会。按周恩来总理转达毛泽东的指示,成立了“国际研究组”研究国际形势,讨论我国的国防和战略问题。组长是陈毅元帅。

徐向前和陈毅没有一起工作过,长征路上陈毅没在,他被留在中央苏区;抗日战争中,陈毅在江南新四军,徐向前在江北八路军;建国以后好长时间也不在一起工作,因此,他们俩到了一块倒有点生疏。

徐向前和叶剑英同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战友,长征途中在川西草地上会师后,有相当一段时间两个人都在右路军指挥部,可以说是朝夕相处。

至于和聂荣臻,那更有一段情谊:新中国成立时徐向前为总参谋长,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,在徐向前养病期间,总长的职务一直由聂代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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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四元帅重聚一堂,大家见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。

陈毅是位乐观主义者,见到其他老元帅们,欣喜若狂,风趣地拱拱手:“各位,都要支持一下我这个小组长呀!”说得老帅们开心大笑。

每次开会,徐向前总是提前三分钟进入会场。

他有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,尽管住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,路上行车常有堵塞,司机却能准时到达。

工作人员见徐帅常常早到,总说一句“徐总早啊!”

徐向前微笑回答:“路远,得比路近的跑快点嘛!”

每次讨论会都很热烈,老帅们以自己高瞻远瞩的胸怀,丰富的经验和对时局发展的锐敏的观察力,分析研究世界局势,分析研究苏联与美国、大国与小国的种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。

徐向前战争年代多谋善断,多年患病特别是患头疼症以后,同志们以为他不能用脑过度,哪知他讲起世界发展的格局,不但井井有条,深入细微,而且有新的见解。

四位老帅性格各异。徐向前是少语多思,很少说玩笑话,甚至连闲话都说得不多。

有时中央会议讨论问题,毛泽东见徐向前还未发表意见,还要问一句:“向前同志,你的意见呢?”

徐向前开会时不爱坐前排,周恩来常常叫:“向前同志,靠近坐嘛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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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”,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,徐向前喜欢这话。

他常常给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一个革命者,当近视眼不好,要看得远些,想问题不能只想今年、明年,要想到几年、几十年之后。”

他忠实于党的事业,努力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决议。他对军委分工给他的每一项工作,都尽心尽力创造性地去完成。

他坚持“实事求是”的作风,反对华而不实,反对浮夸,反对搞花架子。

他多年分管民兵工作,按照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,按照中国武装力量三个结合的体制,踏踏实实地去指导民兵建设。

徐向前一如往常,一是一,二是二,要么不说话,叫他说话,他总是讲实话。

他在建国初期访问过苏联,而后多年也关注着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军事发展战略。

他认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变,军事路线也在变;对美国,他认为这个头号的帝国主义国家,一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敌视,它的政策短期不会改变。

但是他又认为,中国政府要和美国建交,中国不能闭关自守。徐向前的一些见解,得到周恩来和其他老帅的赞同。

四位元帅经过多次的讨论,最后写出了《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报告》。苏军入侵珍宝岛事件发生后,又写出了《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岛树》等。

报告对美苏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,提出了我国的战略设想。四位老帅的心血成果,得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极大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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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帅领班"的助手

1976年是中国人最难忘的一年:1月,周恩来逝世;7月,朱德逝世;9月,毛泽东与世长辞。

徐向前与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开始相识,50年交谊,他是徐向前最敬仰的一位领导人;徐向前与朱德,从长征路上患难中相处一年多,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记忆;对毛泽东,徐向前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。

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,中国的航船谁来掌舵?徐向前和健在的几位老帅,陷入难以想象的境地。徐向前头疼加重,日夜困惑不安。

1977年8月,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,徐向前当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
第二年2月,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

邓小平复出后,徐向前成了他整顿军队的一名可靠得力的助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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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在的三位老元帅,徐向前算是“年轻”的,他76岁;叶剑英80岁,聂荣臻78岁。真是老骥伏栃!

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不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,实际上肩负起拨乱反正的领导地位。

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,在邓小平的主持下,共同挑起了整军、建军的重担。

邓小平和老帅们想来个大刀阔斧,从精减整编开始,同时整顿领导班子。

七十“古来稀”的老元帅,常常工作到深夜。他们不忘毛泽东的名句: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!”

“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,是老帅的领班”,这话是叶剑英元帅最先讲的,也是徐向前心里想的。

他钦佩邓小平远见卓识,是位“奇才”。小平也深知徐向前战争年代的战功赫赫,是勤于思考、胸怀大志的一位元帅,曾是毛泽东主席治军、治国的一位忠诚助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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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12月14日,邓小平亲自来到徐向前的家中,和他共商军委工作的大计。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,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党的建设、国家的经济建设上,整顿军队、建设军队的工作,委托几位老帅负担。

军委的各方面工作,各种会议、接见,每天安排得很满。,工作一紧张,徐向前偏头疼症发作更频繁。战争年代常常拿手枪把敲打,现在,每当头疼发作难忍,自己贴一块止痛膏太阳穴上。

家人和秘书,只要看见老帅贴了止痛膏,都尽可能不去打搅了。文件不送,会议通知来了,就向他提出可以请假。

他听了眉头一皱说:“请什么假哟!”

自己撕掉头上的止痛膏,又坐车奔赴军委办公的地方。家中都知道老帅的脾气,他不休息,谁也不敢多说。

就是夫人黄杰见他又伏案工作,也只是轻声讲一句:“一般的文件要秘书读读嘛!”

他不理会,有时说一句:“自己看的印象才深嘛!”

他不顾身体健康,参加军事、后勤工作的会议;亲自到南口靶场观看红箭打靶试验;到南苑机场观看飞机表演。

他每次讲话都是讲大局、讲发展、讲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
一次看到一份简报,后勤的干部反映后勤工作是“低人一等”。徐向前在和后勤部长洪学智谈天时,问道:“你的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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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学智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将,长期做后勤工作,1929年参加红军,和徐向前在大别山相识。

虽然是老上将,在徐帅的面前还是像当年一样,坦诚、亲切、随便,有啥说啥。

他向徐帅说:“徐帅,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!”

徐向前一笑:“有人敢骂好,说明你还民主嘛!”

洪学智又说:“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!”

徐向前说:“说后勤工作低人一等,这是一种错误观念。打仗,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。别看飞机多、大炮多、坦克多,没有汽油,就不如一根木头棒棒好,木头棒棒还可以把人打死。”

“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,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做后勤工作。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家低,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。”

老帅的话,传遍后勤工作的干部,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和鼓舞。

从军事工作、政治工作、后勤工作到军事科研方面问题,徐向前都关心。

在云南、广西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,他亲自参与作战方案的拟订,日夜关注着前线战事的进展,并受邓小平的委托在三座门主持会议,听取作战情况的汇报,并作了重要讲话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针对军队如何实行战略转变这一问题,徐向前及时向邓小平建议:要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北京,开个座谈会,听取意见,统一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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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当即表示完全同意。并要他主持会议。徐向前主持这次座谈会,请大家献计献策。

这次座谈会为解决部队机构臃肿的老大难问题,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。

1980年3月,邓小平再次要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,讨论军队的精减整编问题。

会议最后,徐向前讲话说:“在座的都是老同志,60岁以下的不多,但大家壮心不已,都有一股劲,有信心,都想把军队建设搞上去。所以尽管军队的问题成山,只要有这股劲,我相信能够把我们的军队搞好的。”

年近80岁的老元帅讲话、写文章,都极其重视宣扬军队的优良传统。

在《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》的文章中,特别提出: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我军的政治工作只能加强,不能削弱。”

他重视“长征精神”,在纪念长征50周年的前夕,在《红旗》杂志上发表文章说:伟大的精神,产生伟大的军队、伟大的战士、伟大的奇迹。

他兼任国防部长,外事活动多,近3年的时间,会见外宾达21次。

他在国务活动中,纵论国际战略,谈论维护世界和平,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。

和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比较,徐向前年龄最大、资历最深,一些军事代表团都以能会晤这位中国的老元帅为荣。

泰国的元帅巴博1981年来访时,徐向前已经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,泰国的那位元帅一定要会见徐向前元帅。经外事部门安排会见后,他十分高兴,一再表示感谢。

“世界上80岁的国防部长,将是空前绝后了!”这是徐向前元帅要求辞去国防部长时,一句发自内心的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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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兵爱将爱人才

枝繁叶茂的大树,根基深深扎在肥沃泥土下。军事家的根基,在士兵、在他众多的将才中。

有人说,徐向前在红军时期,是兵多将广的一位统帅。革命战争胜利后,在新中国的将领中,他的老部下也众多。

大将徐海东、陈赓、王树声;上将许世友、陈锡联、秦基伟、傅钟、洪学智、陈再道、王宏坤、韩先楚、王新亭、刘震以及众多的将校军官和数不胜数的国家栋梁之材。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,也是徐向前的老部下。

他不喜欢人家这么“数山头”。他常说:干部都是党培养的,是他们自己努力奋斗成才的。

但是,徐向前爱兵、爱将、爱人才的风范,却都留在众多的部下记忆里。他非常重视发现、培养和爱护干部、战士。

在红军时期,在军阀主义打骂下级盛行的年代,徐向前从不打骂同志。

就连张国焘都在《我的回忆》中写到徐向前:“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,游击战的经验丰富,指挥作战极负责任,对下属则严谨谦和,不失大将风度。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。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,没有军阀恶习。”

徐向前在大别山区、在川陕苏区都重视办好军校,培训干部;他和下级同甘共苦,能在危难时保护同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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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军副司令周希汉说过:“没有徐帅,我的脑袋可能早掉了。”

他因为在家读过书,颇有些文化知识,被当做“出身不好”分子清出了红军。周希汉回到家找政府写了证明是贫苦出身后,又找到了红军,在司令部炊事班做饭。

徐向前有爱吃饭锅巴的习惯,一天从前线回来去伙房找锅巴吃,和周希汉谈起来,知道了他的冤屈,就收留他做了书记。

谁知过了一段时间,徐向前从前线回来,听说周希汉被被抓走了。细细一查问,原来是一天周希汉号房,把两个同名的村庄搞错了,张国焘说他有意破坏,送交保卫局法办。徐向前亲自找去,才又把他保了出来。

战争年代,徐向前对部下总是“教之严,爱之深”。他常教育干部:“会用兵的人,一定要会爱兵。”

他身体力行,关心战士的健康和疾苦,红军年代,曾亲自动手编写“卫生常识”;新中国成立后,身居高位的元帅,心中始终装着士兵。

他去外地视察,只要有机会,总要看看战士的生活,他从《解放军报》内参上看到这么一件事:在昆明街头,一个残疾军人佩带着勋章讨饭。

老帅心里十分难过,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反映,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废军人的工作。

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徐帅的意见,对残废军人的安置问题又重新发出文件。

人才是建军之本。徐向前当过小学教师,进过黄埔军校,当过抗大校长,十分懂得人才的培养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,他讲得多的是人才的选拔和人才的培训。

1984年他发表了《重视知识,尊重人才,加强我军建设》一文。提出:“人是创业之本。对军队来说,人是建军之本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。”

“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干部,没有现代化科学知识,军队的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,是无本之木,无水之源。”

“军队各项工作的改革,首先要从重视知识、尊重人才、选贤任能着手,一定要彻底打破那一套左的东西的束缚,树立新的正确的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观点。”

他提出“选贤任能”,要防止求全责备,要防止妒贤嫉能,要提倡领导人访贤。

八大军区总司令是什么级别(八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)

他说:“真正的人才,往往不是装在档案袋里,不是写在鉴定表上。对人的了解,光凭个人印象,光听汇报,是不行的。”

他提出领导人要真正地当伯乐;要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精神;要公道正派地选拔使用干部;重视知识,尊重人才,院校要作表率。

他严厉地指出:“有的人党性不纯,看人用人,不是以德才为标准,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。对自己喜欢的人,无德无才也重用;对自己不喜欢的人,有德有才也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对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坚决防止,坚决反对。一定要珍惜人才,保护人才,正确地使用人才……”

这就是84岁的老元帅的心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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